我初中沒畢業就入伍了,1974年初,當班長的我開始從事業余新聞報道。在新聞寫作的道上,我談不上成功,只是經過努力,寫了一些東西。 剛開始給寫稿時,一起入伍的同鄉對我說,寫稿見報可不是容易的事,咱可是初中生啊。可我卻很自信,“別人能寫,我肯定也能寫,而且會超過他們。”我雖然初中沒畢業,但努力目標明確,寫作努力,自信能做得好。 如果說自信是動力,勤奮就是徑,沒有勤奮的自信就是空談。我這里說的勤奮,包括學習、采訪和寫作。我寫過許多通訊,但每一次采訪后,都要為主題的提煉、標題的擬定、結構的構建和寫作風格而看很多別人的作品,學習別人的經驗。有時為了一個標題,還約幾個同行商量半天。為了寫副連長古榮貴,我經常看上有關的通訊文章,學習他人的寫作技巧,琢磨古副連長的事跡,終于從《老孔帶來了老八作風》受到,寫出了《夸夸我們的古副連長》。我曾在《長江日報通訊》上發了一篇關于導語的短文《導語莫一式》,列出了12種導語形式,也算是學習的一點感想吧。 新聞報道寫得怎樣,往往取決于對報道對象和內容等情況掌握的是否詳盡,因此采訪很重要。只有通過認真的采訪,才能更全面地掌握報道對象的事跡,掌握先進人物的內心世界,挖掘出更有報道價值的內容。當然,對身邊的人和事的采訪不一定用很正規的形式,聊天、談心等比較隨便的方式,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在連隊寫報道,往往是在有目的的閑談中了解報道對象,寫出來再去核實和補充采訪,效果挺不錯。 寫作勤奮就是要多寫。新聞寫作的能力是在寫作的實踐中提高的,只有勤寫多寫,在寫中學習,才能提高自己,寫出好的報道。在連隊時,我在被馬蜂蜇了臉發高燒時寫作,白天訓練晚上寫稿,無論夏天的蚊子叮咬,防震帳篷的悶熱,冬天學習室里的寒冷和訓練后的勞累,都沒影響我的寫作熱情。有時為了趕寫稿子,連去廁所都是跑步來回。熟能生巧,每年近百篇的寫稿量,使我越寫越熟練,越寫越自信。 有了動力和徑,還必須勤思考,多動腦,才不至于走彎、錯,才半功倍。我的新聞寫作之是從學哲學、寫文章和評論開始的,因此對報道線索和報道對象喜歡從理論上去分析思考,用事實說明問題。實踐使我感到:一個好的新聞愛好者應該學一點理論知識,特別是哲學和經濟學知識,學會思考和邏輯思考。我認為理論基礎對于新聞愛好者很重要,有利于加深對大局的把握和報道的深度,提高質量和命中率。理論上的匱乏和思維上的懶惰,對于一個新聞愛好者是百害而無一益的。 新聞工作就是不斷學習的過程。經過努力,我于1978年底調到原武漢軍區戰斗,終于由業余報道員轉正成為一名專職的新聞工作者,直至1982年隋棠拍廣告忘記戴胸罩調到信陽陸軍學院,一共有4年時間。這4年對于我來講,就是學習的4年,成長的4年,進步的4年。一個初中生進入大軍區,我心里既高興又擔憂。高興的是,進入,干上了自己喜愛的專業新聞工作,而且有了更多的學習機會;擔憂的是自己文化程度低,是憑本事吃飯的地方,又是藏龍臥虎之地,害怕跟不上,干不好。于是,我開始自己學習新聞寫作知識,探討一些新聞寫作理論,以豐富和武裝自己,彌補上學少的短板。 那時,新聞界隨著思想解放,對過去一些新聞理論觀點開始重新進行審視,探討一些如何寫好新聞的問題,如何讓新聞新起來、活起來,就是1979年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。通過學習和思考,我覺得當時新聞不新的主要表現一是時效性差,很多消息開頭都是“不久前”“前不久”,很少當天或前一天的新聞;二是沒有鮮活的現場報道,多為事后采訪聽說來的資料。而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記者沒到第一現場,不敢或沒有第一時間寫出和發表報道。要使新聞新起來活起來,就應該為“搶新聞”正名,讓新聞工作者敢于于搶新聞。 我把自己的思考寫成一篇文章,題目是《新聞要“新”就得“搶”》,寄往武漢的《長江日報通訊》,發表在1980年第一期,內容要點大致是,一、新聞工作者在新聞事件發生后必須第一時間到達現場,第一時間寫出新聞稿,第一時間刊播。三個第一的實質就是要“搶新聞”。二、“搶新聞”是一種手段,一種方法,其本身沒有階級性,資產階級和的新聞工作都可以用。“搶新聞”是貫徹新聞工作全過程的客觀規律,不能把“搶新聞”當作資產階級的專利,改進新聞工作就應為“搶新聞”正名。三、社會主義新聞“搶新聞”不是不講黨性、不講新聞紀律的亂搶亂發,對于有明確的必須按執行,但一旦允許刊播就在第一時間刊播。 文章發表后,在新聞界引起了一些爭議,不同意見的觀點是:新聞是有階級性的,是為一定的階級和利益集團服務的;的新聞必須講黨性,遵守黨的新聞紀律,不允許搶的一定不能搶,否則會損害黨和國家的利益;不能把“搶新聞”說成是新聞工作的客觀規律。 我覺得這些觀點都是對的,但這些還不能否定“搶新聞”是新聞工作的一個客觀規律,起碼理由不充分。對于“搶新聞”是不是新聞工作的客觀規律,應該明確什么是客觀規律,從搶新聞在新聞工作中是否具備規律的特征、是否具有規律的作用來分析。于是,我又寫了一篇商榷文章,題目是《搶新聞是新聞工作的客觀規律》,大致內容是:“搶新聞”和新聞的“新”存在著必然的聯系,不搶,新聞就不可能新;“搶新聞”貫穿于新聞從事件發生到報道發表的全過程,從記者獲得新聞信息、第一時間達到現場、以最快的速度寫出到在最早的時間刊發新聞稿,都應該貫穿于一個“搶”字,因此,“搶新聞”體現著新聞事件與新聞報道、新聞工作各個環節本質的、必然的、穩定的聯系,在新聞工作的全過程發揮著持續和穩定的作用,因而是新聞工作的一個客觀規律;“搶新聞”并不新聞的階級性和黨性原則,不允許發的不能發,但這不是說記者不能第一時間到達現場、不用盡快掌握第一手資料、在有關部門允許刊發時不盡快刊發。 這篇文章又在《長江日報通訊》上發表了。至于說“搶新聞”是新聞工作的客觀規律這一說法是否正確,我只能算一家之言,但現在看來,新聞工作者應該有“搶新聞”的意識已是不爭的結論,特別是在受眾對新聞的要求越來越高,各種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,不搶是做不好新聞的。 一個合格的新聞工作者不僅要有扎實的文字根底,還應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79年,人們對的認識還有些迷茫,因此,進一步深化真理標準討論,把認識統一到三中全會上來,就成為我們理論宣傳的重要任務。帶著這個任務,負責理論版的施水洲編輯到信陽步兵學校教研室,收集了一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故事和觀點,在《戰斗報》編輯發表了一個整版。這版雖然都是資料性的內容,但對于大家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待自己理論的科學態度,進一步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念,還是有著積極意義的,因而引起了《紅旗》編輯的重視,來電話詢問能否以這些資料為基礎,寫一篇理論文章。于是,按照領導的安排,由老編輯施水洲執筆寫了第一稿。丁地樹寫了第二稿。我執筆寫了第三稿。 在寫作中,我重新閱讀和琢磨了上的資料,認真學習和吸取施編輯、丁編輯前兩稿的觀點和長處,確定了自己的思,題目定為《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于實踐》。在行文中,我不僅注意理論闡述,而且注意運用已掌握的資料,用事實說話,力求寫得活一些。稿子寫好后,得到了施編輯、丁編輯和領導的認可,也得到了《紅旗》編輯的認可。就這樣,我和施編輯、丁編輯合寫的文章,在當時黨的最高理論刊物《紅旗》1980年第1期刊發了。 通過這篇文章,我不僅進一步厚實了自己的理論基礎,而且在理論文章的寫作上又有了一些體會:第一,理論文章在選題方面必須把握時代的脈搏,符合社會的需要;第二,理論文章不能空對空,不僅要做好邏輯的闡述,而且要注意用事實說話;第三,要注意學習他人的長處和經驗。我寫的第三稿之所以能夠獲得大家認可,在于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,在于施編輯和丁編輯的前兩稿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,如果不是兩位老編輯,我可能就寫不出這篇文章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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